北大又一位支持过新闻教育的领导去了！

--悲悼赵存生书记，痛忆何芳川校长

　　昨晚出差回来，竟得赵存生书记去世的噩耗，唏嘘不已！恍惚又回到两年前的感受：暑假我从国外回来，何芳川校长的讣告已经在我的信箱里放了好久！赵书记仅66岁，何校长离去时也仅67岁。这两位校领导，曾成就过北大多项事业，但我感受深刻的，只是其中这一项：他们都是在北京大学筹建新闻与传播学院时的支柱。因了新闻教育这项事业，我得以接识这两位校领导，并在二位前辈身后深深伤痛。何校长仙逝后，一直想写点什么，却无从说起，没想到赵书记又匆匆离去！

　　 

　　北大重新启动新闻教育，可以从1998年百年校庆说起。这一年大批校友返校，包括中文系新闻专业的学长和老师们。那时他们多已成为中国新闻事业的栋梁，新华社的原社长、中央电视台的台长、几家大报的总编社长以及大量的新闻界和管理部门骨干都出自北大新闻专业。而新闻学界的泰斗级人物，包括方汉奇教授、甘惜分教授、秦珪教授、何梓华教授、郑兴东教授等等人大的老师、新闻系领导，当年也都执教于北大的新闻专业。北大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祥地，1918年就开创了新闻教育，解放后两度在中文系办过新闻专业，前后16年，但自1978年就停止了。在八、九十年代，有几个院系都曾想再设新闻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百年校庆就成了契机。我作为第一位进入北大的新闻专业博士，心里也总有一种再设新闻教育的期待。因此在系主任龚文庠老师等的支持和领导下，校庆期间我就穿针引线，帮着张罗座谈会、随领导访谈。我的导师方汉奇教授特地撰写了《中国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摇篮--写在北京大学100周年校庆之际》，发表在《中国记者》1998年5月号上。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北大重建新闻教育的纲领性文章。

　　特别巧的是，百年校庆的这一年，也是"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80周年。方老师就以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身份，联合中国记协召开座谈会，并将北京大学也列为主办单位。会议主题是回顾新闻教育的历史、总结经验、展望未来，目的是推动新闻教育与研究，北京各新闻院系的领导和史学会的学者参加了此会。作为中国新闻史学会的理事，我参与筹备了这次座谈会。北大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在邀请之列，因此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识了何芳川校长。

　　那是1998年10月6日，下午一点钟我随何校长从北大办公楼出发，前往西交民巷中国记协。在车上，何校长临场"做功课"，阅读了我带去的几页资料，还有方老师的那篇文章。一进会场，他主动走到温济泽老师身边，恭敬地向温老师问安，简要地说起温老师的几篇文章和事迹；他又转向方汉奇老师，问安并感谢方老师的大作。他的那份得体和谦恭，至今我仍记忆犹新。那天他显得非常振奋。会议安排他第一个发言，他给自己的发言做了个标题："重振旗鼓，再创辉煌！"何校长慷慨陈词，十分感慨于北大这所新闻教育的摇篮在数十年里的空白，表示：在新闻教育方面，"北大将登高一呼"。何校长的思维之敏捷、言语之典雅有力、口才之雄辩，立即感染和鼓舞了在场的人们。他相貌堂堂、魁梧高大，衣着从来都很绅士，似乎更增强了他的说服力。他的临时"功课"做得如此的好，让我深深佩服。我在后来才明白，我当年应该为何校长写一份发言稿，而不是带给他那一叠资料。但是我同时也明白，任何发言稿都没有他这样的自由演讲更有力。那次会后，何校长嘱咐我们做一做调研和论证，我于是在领导的支持下做了不少访谈，笔记上还写下了一堆关于北大需要新闻教育、新时代新闻教育的定位、我们的条件、现有资源等等内容。是何校长的慷慨激昂，使我的新闻教育梦想与北大联系在了一起。

　　世纪之交中国教育正在大刀阔斧地改革，北大事务繁忙，何校长可谓日理万机，但是他没有忘记新闻教育。1998年11月12日下午，何校长在他的办公室召集了国际关系学院、信息管理系、学校教务系统的相关领导和教师的第一次座谈会，讨论重振新闻教育的问题。赵存生副书记在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主要是论说在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开展新闻教育的设想。何校长主管文科，手中并没有很多资源，所以他开始强调办新闻学院要"平地抠大饼"--以后的多次会议上，他都用了这个比喻，他用的另一个比喻则是"平地起高楼"。与会的一位教务长表示了比较明确的反对意见，当然，他也强调反对的是传统的新闻教育。我和李琨（她是第一个进北大的传播学博士，曾在美国学习工作11年）等几位老师作为国关学院的教师代表参加了此次座谈会。何校长的办公室在办公楼一层的一角，我没想到最气派的北大办公楼里老式的房间是这么小，我们十多人"济济一堂"，有两三个人都坐到了门外。逼仄地背靠着书橱，我感觉好新鲜，没想到校长是这样办公的，也没想到校长与普通教师们是这么近。

　　经过一年多的辛苦磋商、协调，2000年1月27日，何校长和赵书记召集了第一次"新闻与传播学院筹备组会议"。这次会议上，我见识了内敛、沉稳、平和的赵书记的气魄和开放精神。他着重谈了筹建方案和学科建设的问题，大胆提出了方案之一，即趁领导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部委院校脱钩的机会，合并一些外面的相关学院，比如中国新闻学院、XX广电学院。关于学科起点，他提出了4点，强调学科制高点、北大特色；提出要办一个文理兼备、甚至与工科（工程、远程）交叉的新闻学院；他更提出：除了利用北大综合资源外，要面向校内外招聘师资，要留出岗位向海内外招聘；同时，他还提出了聘请大的传媒集团做董事的设想。我也见识了北大的民主和领导的团结之一斑。关于赵书记的上述方案，何校长分析了优越性和问题，认为合并外面学院会有不少负面的后果，如负担重、专业陈旧、离退休人员问题，认同了另一个方案："我们白手起家！"何校长说这句话时，提高了音调，表达了一种决心。何校长以他具鼓舞性的语调对我们说："今天我们要解放思想！"他随口背诵起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21世纪，北大有了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定会大放异彩！如果没有，北大就会缺少了点什么......"。在教务部、宣传部等负责人发言时，何校长还补充说："要快，咱们3月筹备完，4月开张！"

　　之后，何校长、赵书记多次参加筹备会议，布置了筹建的各项工作安排和日程计划、及至宣传口径，尽力推动这项事业，此外在人事协调、学校上层的劝服方面，他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2000年2月1日第二次筹备会上，何校长又谈起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80周年时的感慨－－北大作为新闻教育的摇篮，摇着摇着竟然把孩子丢了（方老师语），何校长以"平地一声雷"来表达北大将重振新闻教育的决心，希望我们的可行性报告能在校党委常委会议和联席会议上给领导们留下深刻印象。在2月10日第三次筹备会议讨论人事规划时，有人谈到某些院系的阻力，何校长立即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我请XX院长吃饭，请他扶持！赵书记也做了不少团结圈中人的工作，他还专程拜访了来京的香港浸会学院传理学院的院长，了解海外传播学教育的情况，寻求多方的支持。

　　在辛苦的筹备期间，我多次听到这样的话："北大的事不易"。何校长原来的时间表被一再推迟，到11月，终于"万事皆备"，新闻与传播学院拟于28日成立。13日、23日，何校长两次召集筹备组会议，确定人员组成、教学指导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事项，布置成立大会的事宜。各项工作在紧锣密鼓中，成立大会的邀请信终于发出。那时我的睡眠时间已经少得不能再少。可是，出于一些原因，北大忽然接到上级部门的通知，新闻与传播学院暂停成立。此时，新加坡、上海等地的学界代表已在来北大与会的旅途，我们一下子束手无策。也是在此时，何校长帮忙缓解了"危机"状态，他亲自接待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陪同他们用餐，用最可谅解的言语向客人解释，用最能宽慰的话语劝慰我们这几个操办者。我还记得在勺园2号餐厅接待刚刚抵达的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的副院长郝晓明时，何校长谈笑风生，其实此前十分钟，他还在心情凝重地与龚老师（当时已被任命为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讨论突然的变故。经过挫折和努力，在2001年5月28日，北大终于成立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此后，何校长和赵书记在其任期内，始终尽力帮助这个新生的学院度过最艰难的时期。

　　何校长风趣而热情，锦心绣口，极具性格魅力，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历史学家。我们在会议之余，常听他谈起各种历史、趣闻、家史。他父母均高寿，他会跟父母每月一起吃一天斋，我们称之为"长寿饭"--清水煮红薯、土豆、南瓜，不加盐的。赵书记则性格内敛平和，是一位勤勉严谨的学者。他常常默默坐在一旁听人论说，十分耐心，让人感受到沉着的力量。

　　我最后一次聆听何校长的谈话，是在香港城市大学的餐厅里。那个暑假我在港访学，没想到魁梧挺拔的何校长会出现在面前。他很亲切地称我"昌凤"，向他的陪同者介绍我和我们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我最后一次见到赵书记，是在今春的北大校园，但我却没有敢停下寒暄一两句。其实在我心里，有一份深深的怯意......

　　愿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后生们，也铭记这两位前辈。

2008-8-23，28日修改